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戚雨村
随着语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它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对这门科学的兴趣也日益增长。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语院系设置了多门语言学课程，建立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点，招收和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不少青年教师出国进修语言学，外语专业中已经形成了一支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队伍。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作为一名老语言学工作者，我想对青年学人提出的建议是：学一点语言学史。
科学史告诉我们，当代的理论思维，既是过去历史的产物，又是未来发展的源头。每一代科学家都不是从头做起，从零开始，而是在他们的时代，在前人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后人正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学习，有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这才能高瞻远瞩，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开拓有用的领域，找到有效的途径，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科学高峰。语言科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语言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代的中国对训诂、文字、音韵开展研究，古代的印度、希腊对各自的语言结构特别是语法开展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早期的语言研究以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学、逻辑学、文学、史学的束缚。经过许多代学者披荆斩棘，殚精竭虑，艰苦努力，语言学终于在上一世纪初摆脱了对其他科学的依附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经历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阶段。当代语言学学科繁多，流派林立，诸说纷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语言学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它的每门分支学科、每个流派、每种理论模式都有自己的历史。举例来说，关于对比语言学的论述，最早见于波兰——俄国语言学语博社恩·德·库尔特内的《
斯拉夫诸语言的比较语法》(1902年)一文，但这门学科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开始建立并获得发展。对比语言学有三个源头：一个源头在欧洲，一个源头在俄国和前苏联，一个源头在美国；而不只是美国一个源头。不过，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这个术语是美国学者B(L)沃尔夫在1941年提出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比语言学从微观语言(语音、语义、语法)的对比发展到宏观语言(修辞、篇章、语用)的对比，从语言内的对比发展到语言外?穴文化?雪的对比。就文化对比来说，我国的罗常培在1950年的《
语言与文化》中就列出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六个方面，美国的R.拉多是在1957年的《
跨文化的语言学》中提出对比原则和对比方法的。文化对比研究目前正方兴未艾。
我在指导研究撰写论文的时候，总是要求他们弄清楚所选课题的来龙去脉：这个课题（概念、术语）是谁提出来的，接下去由哪些人对它进行研究，提出了哪些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模式有什么异同，目前研究的进展情况怎样，还存在着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等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所写论文的定位点。如果不弄清楚研究课题的历史和现状，往往会以偏概全，或者落入前人的窠臼：把旧的见解视为新的见解，把发现过的事实看成新发现的事实，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新的问题重新提出来。
语言学史从时间涵盖面的角度，可分为通史和断代史，前者如英国R.H.罗宾斯的《
语言学简史》，后者如丹麦H.裴特生的《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从空间涵盖面的角度，可分为全史和国别史，前者如岑麒祥的《
语言学史概要》，后者如王力的《
中国语言学史》。有的语言学史著作侧重古代，有的语言学史著作侧重现代。如果时间和精力有限，可以以西方现代语言学为主，但也要对古代语言学有所了解。对国际大师的经典性著作，则应该仔细研读。在一位青年学者的语言学著作中，作者在肯定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把他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写成《
语言学纲要》，作者显然没有认真读过这部名著，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类似的例子是不少的。
我国中文系的毕业生外语不过关，外文系的毕业生汉语基础弱，而且不熟悉汉语研究的情况。这种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根本改观。因此，汉语界和外语界在语言研究方面不能形成合力。为了进一步繁荣我国的语言学事业，建议外语研究工作者也学一点中国语言学史。这将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我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开展汉外语对比研究，也将有助于与外国语言学家进行学术交流。
【作者简历】
戚雨村，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语言学引论》、《语言学百科词典》、《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等；参加过《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辞海》以及其他辞书的编写工作，现应聘担任《辞海》（1999年修订版）编委兼语言学分科主编。
